• 村史的故事
http://www.donggangnews.com/  2016-08-12 08:50  东港新闻网  分享

      港城的夏夜静谧而闷热,8月5日夜,对于64岁的刘振玉来说,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这晚,由他主编的《下岗村村史》第五稿彩版刚刚在印刷厂印刷装订完。灯光下,老刘手捧着沉甸甸的“半成品”迫不及待地翻看着,轻轻摩挲着每个文字和每张图片,散发着浓郁油墨芳香的文稿让他心潮澎湃,这本倾注了编写小组每位成员心血和汗水的《村史》,离正式出版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

      《下岗村村史》从酝酿、筹划、编写至今已有三年时间。细细翻看这部《村史》,共10万余字,内含21个部分,内容翔实,图文并茂。记录了下岗村300余年来的历史沿革和姓氏家族的延续,重点记载了现当代下岗村的重大事件、人物以及工商业、农林牧渔业、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,不失为一部村史百科和珍贵的历史资料。在饱满的文字表达中,一个村庄的记忆被唤醒,百年的沧桑被还原。为什么要编纂这部村史?它又是如何编写完成的?近日,记者带着这些疑问,走近刘振玉。

    刘振玉在为《村史》修改图片

      “真后悔,早几年写就好了”

      下岗村是长山镇最北端的一个行政村,距市区15公里,是刘振玉的家乡,他年轻时曾任下岗大队团总支书记、党支部副书记。说起记忆中的家乡,刘振玉侃侃而谈:下岗村原名叫姜家岗,是由清康熙年间“姜尔佳氏”在此占地居住而得名。解放后土改时老百姓才改口叫下岗村。下岗村区域面积虽然只有8平方公里,可却有320年的人类历史记载。“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写村史的想法了,可是自知文化底子浅,怕担当不起这个重任。后来,我花了四年时间给自己家族写了一部家谱,积累了一些经验,才敢比量比量写村史这个事儿。”刘振玉憨厚地笑着说。

      “我小时候就听老一辈人说,村里走出去了不少名人,老百姓还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全乡第一、全县第一和全市第一。你说,这些事不该被记录下来吗?许多村史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没听过,珍贵的历史全都深藏在为数不多几个老人的记忆深处,一旦他们离世,这些宝贵历史就将从此成为空白。”刘振玉说,在他写村史的过程中,了解村子历史的姜振东、任传发、周洪福、于传福等几位老人相继离世,口口相传的历史正在消失,“真后悔,早几年写就好了!”说到这儿,花甲之年的刘振玉眼眶湿润。几位老人的去世对他影响很大,这使他更加感觉到编纂工作的紧迫性。

      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,2013年秋,踌躇满志的刘振玉找到了他的老师及表哥李荣霖。刘振玉刚抛出了写村史的想法,70多岁的李荣霖一拍大腿高声说到:“好啊!你这个想法太好了!我参加!”老哥俩一拍即合。之后,刘振玉又将此事向村“两委”作了汇报,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谷汇波表示,这是一件大好事,村里必须支持。随着刘德胜、周本英两位村民的加入,刘振玉看到了希望,完成村史的信心更足了。2014年1月1日,《下岗村村史》编委会正式成立。

      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

      刘振玉退休后,在市区一家银行做金融护卫,写村史只能用业余时间来做。他说,写村史最难的就是收集原始资料,而收集资料最难的就是不被人理解。“开始写村史时,我去老百姓家里采访,人家都不正眼看你。‘你问那些干什么?写村史给你多少钱?不给钱你凭什么干呀?’常常会有人这样问我。”刘振玉苦笑着说,满脸的无奈。“凭什么?就凭我对家乡的热爱,凭我是一个下岗村人的本份!就是自己掏钱我也要写!”农村老百姓对村史的认知度不高,刘振玉可以理解。可是即使拿着镇、村开的介绍信,刘振玉也在个别部门和单位碰了不少的“钉子”。“这个过程真难啊,可是再难我也要坚持下去。这就是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!”这个“倔老头”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,坚持着自己的梦想,带领李荣霖等编委会成员走遍了村里的每个角落;村里年迈的老人、老荣军,几乎每一个他们都进行了采访,将一桩桩尘封往事重述记录;丹东、东港的图书馆,市史志办、档案局,也留下了他们查找资料的身影。

      在刘振玉家中,记者看到了一台很旧的电脑。他自豪地说:“我写村史还有一个收获,就是学会了电脑打字和修图片。这台二手电脑是我为写村史特意买的,村史第一稿里的字都是我打的,图也是我修的。”写村史的头半年,刘振玉骑着自行车往返于下岗村和位于市区的家。可后来骑不动了,他就花3800块钱买了一辆助力摩托车,摩托车现在已经跑了6000多公里。粗略算来,刘振玉为写村史已自费2万余元。“老伴说我,别人做点事是为了挣钱,而你却倒贴钱,你是不是傻啊?”刘振玉说,每当老伴埋怨他时,自己总会坦然一笑,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的分量不是金钱能衡量的。他还说,老伴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,对于写村史这件事她从未反对过,不反对就是最大的支持。

      村史编纂过程有苦、有辣、也有甜。刘振玉说:“村史的编纂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感动和回忆。”去年秋天,刘振玉为了查找从下岗村走出去的老干部于秀清的照片资料,与于秀清的两个儿子于景浩和于景铎有了联系。一天,刘振玉接到了于景浩的电话,让他去丹东拿资料。一见面,于景浩对刘振玉说:“《下岗村村史》的印刷费用由我来出。”并送上了弟弟于景铎送来的2000元编纂活动费用。刘振玉激动得语无伦次,印刷费用有了着落,解决了他的大难题。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、《东沟县志》主编、《东港市志》副主编许敬文,尽管年愈古稀且患有严重眼疾,但他还是坚持自始至终为刘振玉《村史》写作进行专业性指导,并在《村史》编纂的最后冲刺阶段,逐篇、逐行、逐句、逐字进行润色。在《村史》后记中,刘振玉用两页的文字专门记下了要感谢的人和单位。“感谢《东港通讯》资深编辑记者李文今对《村史》第一稿的校对……感谢合隆满族乡党委原宣传委员杜云禄对《村史》的排版、印刷做出的贡献……感谢市人民法院档案室、市民政局优抚科、市档案局及丹东市、东港市图书馆……实实在在地说,我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,你们的热忱支持和帮助是我坚持写《村史》的动力。”

      “村史编写要把好史实关”

      刘振玉电脑桌上除了几本快翻烂的工具书外,还放着一摞厚厚的手写文稿,墙上还粘着一张张零散的纸张,他说那些都是收集到的村史资料。“我们广泛动员村民提供村史资料,并在此基础上,挨家挨户走访,和村民面对面核实,采集第一手资料。村史不是故事,为了核实村民提供资料的真实性,我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”

      早年间,为了实施奴化教育,日伪政府在小宋屯后山建了一所标准的砖瓦结构的小学校——小宋屯学校。可学校具体是哪一年建成的,却难倒了刘振玉。他把村里80岁以上读过书的老人问了个遍,结果有的老人说是1941年,有的说是1942年,有的说是1937年,一人一个样,也不知到底谁说得对。这件事在老人们之间还引起了争议,89岁高龄的宋芳文老人一口咬定就是1941年建的,“我以项上人头担保。”可老人们毕竟年岁已高,记忆模糊是常事,他们的话不能完全作为史实资料来用。于是,刘振玉四处查访资料,但都无果,在《村史》第四稿中,刘振玉将小宋屯学校建成时间暂定在了1941年。今年6月,刘振玉到丹东市图书馆查阅其他资料时,偶然间发现了一本1938年由日本人所著的《安东县一般状况》,他在学校分布名单中找到了小宋屯小学已存在的记载。刘振玉当时欣喜若狂,还给这段叙述拍下了照片,作为有力的证据收录在《村史》中。日后,他找到宋芳文老人开起了玩笑,“老头儿,这下你这项上人头可不保喽!”

      这一点也得到了许敬文的肯定。作为资深的方志编纂者,许敬文提醒“村史编写定要把好史实关。”他说,所谓村史,基本释义就是一个村子的历史。就是以行政村为单位,记述其发展演变情况、带有史志性文体的资料书。用方志界的行话来讲,就是一部真实记述一个地方历史与现状、自然与社会的综合性、资料性的地情书、工具书。既然是地情书、工具书,那么收入书中的所有资料,包括档案资料、图片资料、文字资料、口碑资料等,都可视为是编写村史最基本的素材和最基础的东西。要体现村史的“资政、存史、教化”的功能,就离不开收入村史所有资料的可靠性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村史当属信史范畴,既然是信史,所记载的史实就必须真实、可靠、可信。如果没有真实作底线,就达不到可信,没有可信,也就失去了编写村史的意义和价值。

      在许敬文的协调下,8月7日,丹东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、丹东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文科,《东港通讯》原总编助理、资深史志编纂人宋义祥等几位史志专业人士聚在一起,围绕《村史》第五稿又提出了增加民风民俗、方音方言内容等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。目前,刘振玉正根据专业人士的建议对《村史》进行完善。《下岗村村史》预计将于10月印刷完成。刘振玉打算将这本书发给下岗村的村民和有需要的人,让下岗村的光辉历史不断传承下去。

      (宫煜茜)

    (东港新闻网)

    [责任编辑:林大夫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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